黨建 | 北伐戰爭（三）
日期：2021-10-29 10:22:00來源：未知瀏覽次數：0
黨為北伐做準備
對于國民革命軍的北伐，在華的蘇聯顧問和中國共產黨人是積極支持的。早在1925年3月東征軍占領汕頭之后，廣州革命政府軍事總顧問加倫就開始籌劃北伐問題。9月，加倫在《今后南方工作展望或曰1926年國民黨軍事規劃》中，正式提出北伐的計劃，設想于1926年下半年初即可開始北伐，并擬定了軍事部署。1926年1月，鮑羅廷在國民黨二大期間的演說中也強調向北發展的必要性。2月中旬，鮑羅廷在向布勃諾夫使團匯報工作時，更明確地指出北伐已“刻不容緩”，并賦予北伐與孫中山的“純軍事討伐”不同的革命內涵，認為北伐必須與群眾革命運動，特別是與農民的土地革命相聯系，因此要有明確的要求和綱領。布勃諾夫在研究中國情況后同樣認為，“現在就要開始促使廣州對吳佩孚采取更積極的行動”，并且強調“想不‘牽涉’農民群眾而進行北伐，這就意味著絕對要犯錯誤”。
北京特別會議的召開
1926年2月21日至24日，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特別會議。會議的中心是解決“五卅”運動以后革命的總的戰略方針問題。指出現時政局是中國革命發展中非常緊急的時期，是反動勢力聯合向民眾勢力進攻時期，黨在現時政治上主要的職責是從各方面準備廣東政府的北伐戰爭。北伐的政綱，必須是以解決農民問題作主干，必須加緊進行北伐戰爭必將經過的湖南、湖北、河南等地的群眾工作，特別是要注意發動和組織農民群眾，以便接應北伐軍，積極支持和參加北伐戰爭。會議強調只有發展農民運動和鞏固工農聯盟，才能引導國民革命達到最后勝利。會議通過《關于現時政局與共產黨的主要職任議決案》、《北方區政治軍事工作問題》等決議。
《關于現時政局與共產黨的主要職任議決案》
（圖源網絡，侵刪）
黨的各級組織對舉行北伐十分擁護，并按照中共中央北京特別會議精神，積極發展工農運動，為迎接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做準備。到1926年5月初，全國工會會員增加到120多萬人；農民協會組織遍及10余省，會員發展到近百萬人。5月上中旬，在廣州同時召開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和廣東省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。出席農民代表大會的除廣東66個縣選出的200多名代表外，還有湖南、湖北、廣西、福建、江西、河南、浙江、江蘇、山東、山西、貴州等省的代表，它實際上起了全國農民代表大會的作用。兩個大會一致認為，鞏固和擴大工農組織，建立緊密的工農聯盟，并同革命軍和各界革命群眾結成大聯合，督促和援助國民政府北伐，是當前的主要任務。兩個大會聯合向國民政府請愿，要求從速出師北伐，打倒軍閥，統一中國，并表示工農誓作國民政府的后盾。
（圖源網絡，侵刪）
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入口（圖源網絡，侵刪）
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擴大會議
會議討論了北伐戰爭中黨的組織路線、國共合作的策略和民眾運動的政策等問題，通過了《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系問題議決案》等文件。會議把過去視為國民黨中派甚至左派的蔣介石，和戴季陶一起劃為新右派的代表，進而提出無產階級要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任務。這是一個進步。但是，在如何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問題上，會議未能作出正確的回答。關于資產階級的問題，會議雖然指出資產階級的妥協性，但對資產階級在現階段中國革命中的作用仍估計偏高，強調“國民革命若沒有資產階級的有力參加，必陷于異常困難或至于危險”。在對待資產階級的問題上，雖然提出要防止右的和“左”的兩種錯誤傾向，但仍片面強調對資產階級聯合的一面，害怕斗爭會嚇跑資產階級，會“使革命運動流產”。關于北伐戰爭的問題，會議沒有看到革命陣線內部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斗爭，已經集中到爭奪對北伐戰爭的領導權方面，仍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對于群眾運動的領導上，而忽略了軍事問題。
這次會議通過的《軍事運動議決案》認為，中國共產黨在北伐戰爭中只是“參加”一些工作，只是“進行相當的政治宣傳”，助長“進步的軍事勢力”，而沒有認識到黨應當直接掌握軍隊，實現建立政權的任務。關于農民運動的問題，會議片面地指責剛剛興起的“農民運動在各地均發生‘左’傾的毛病，或提出口號過高，或行動過左”，因而對農民運動作了許多不適當的限制。
《軍事運動議決案》（圖源網絡，侵刪）
備注：
本文資料來源為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國共產黨歷史》